如果你曾經作為小組一員進行決策，那么你就知道它會是多么痛苦。例如，想像一下你剛剛與一幫朋友看了一場電影。雖說你覺得電影“好”，但電影觀后感討論將近結束時，你發現你自己也接受了這樣的說法--該電影是“難以置信的垃圾”。小組討論之后使看法發生改變，這種變化是否典型呢?群體的決策是否始終與個人的判斷不同呢?從事社會心理學研究的學者總結認為，影響群體決策的因素有兩個方面:群體極化和群體盲思。

電影觀后感討論經歷就是群體極化(grouppolarization)的例子:與群體成員單獨決策相比，群體傾向于做出比較極端的決策。例如，假定你要求參與電影觀后感討論的每名成員都對電影提交一個態度評定;接下來，作為一個群體，你同意某個價值判斷，以反映你們群體的態度。如果群體的評定比個人評定平均要極端一些，那么這就是極化的例子。群體極化傾向于使得一個群體更加謹慎或者更加冒險，這取決于群體初始的傾向。研究學者指出群體極化有兩種內在過程:信息影響模型和社會比較模型(Liu& Latane，1998)。信息影響模型認為群體成員能為決策提供不同的信息。如果你和你的朋友們分別有一些微小的理由不喜歡某個電影，所有理由匯集在一起，就有足夠的證據讓你覺得你實際上很不喜歡該電影。社會比較模型認為群體成員極力將群體的觀念表達得比群體真實的感受還要極端一點，以獲得同伴的關注。這樣一來，如果你得出每個人都不大喜歡某部電影的結論，你就會試圖表達更極端的觀點，以顯示自己特別機敏。如果群體里的每個人都試圖以同樣的方式來獲得群體的敬重，那么極化就不可避免。

有一種被稱為群體盲思的一般思維模式，群體極化只是這種思維模式的一種結果。賈尼斯(Irving Ja- nis，1982)創造了群體盲思(group think)這一術語，用以指決策群體具有過濾掉不中意的觀點使其保持一致，尤其是讓它與領導的見解一致的傾向。賈尼斯的群體盲思理論源自他對1960年入侵古巴豬灣事件所做的歷史分析。這次災難性的入侵是肯尼迪總統召集完內閣會議之后下達的命令。在這次會議上，反對意見被總統的顧問們忽略或者壓制住了，顧問們急于發起進攻。賈尼斯基于他對這次事件的分析，總結出一系列特征，他相信這些特征使得群體陷入群體盲思的陷阱:例如，他指出凝聚力高、脫離專家、領導精心操縱的群體很可能做出群體盲思決策。學者們一直在試圖做進一步的歷史分析和實驗室實驗，以驗證賈尼斯觀點的正確性(Esser1998)。這類研究指出，當群體有一種集體愿望，想保持一種共同的正面群體觀的時候，特別容易陷入群體盲思(Turner &Pratkanis,1998)。群體成員必須清楚，有異議往往能改善群體決策的質量，盡管它從表面上看可能影響群體的正面感受。

下一次當你被卷入到群體事務中的時候，看看你是否能察覺到這些過程的作用。